但人之为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能够通过中和之道进行自我修养，调和性情，返回本性，尽人性而上达天道。

而用贤者为治之本，所以修身者出治之本。这种独立自主的民间立场，是有其社会的深刻原因的，在那个政治黑暗，社会污浊，奸佞当道，贤路阻塞的社会，他一方面隐而不仕，保持自己的高洁人格和道德理想，另一方面又批评现实，忧国忧民，在可能的情况下为国家、民众尽心尽力，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示范，在当时社会上必然起到一种激扬浊清的作用。

……《大学》群经之纲统，须读《大学》，融会贯通，则看他书便易……朱子曰：‘平生精力，尽在大学。在他67岁时写的《丁卯辞职呈承政院状》中说：伏念主上征召老民之意，非欲见微末惨败之身，固欲闻一言以补圣化之万一，请以‘救急二字献，为兴邦一言以代微臣之献身。南冥的思想和道路对东方儒教国家如何走向民主社会有重要的启示。穆宗隆庆元年定卯，先生六十七岁。考其行则反不如无知之人，而他们却俨然冒后居贤者之位，以作虚伪之首。

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67]《学记上》，《南冥集》第95页上。杨向奎先生曾列举西周、春秋文献中德刑并举的例证，说明是法家变德刑为赏刑，以为国之二柄 ［7］(P338—340)。

严格地说，只有这一派或慎到一人才真正是法家。而差不多与子游同时的子夏、曾子又向左右分化为西河派和洙泗派。儒简强调德治，所以对刑罚就认为是不得已的手段，是德治失败的补救措施。所以，我们即使一下子弄不清楚简儒简到底是孔门后学那些派别的，但从其内容中还是可以看出兼融法家的一些痕迹的(或者说是儒简中儒法交融的一些情况)。

《五行》中则说：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谓之君子，强调为君需具有仁、义、礼、智、圣这些道德品质。(2)为什么楚墓没有法家作品?(1)关于墓主人是谁，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姜广辉的陈良说[2]，二是范毓周的环渊说[3]，三是高正的屈原说[4]，四是台湾大学周凤五齐邹鲁一带的思孟学派儒者或曾游学稷下的亲齐派人物说[5]，五是李裕民的慎到说[6]。

有学者分析指出，孔子时的刑包括两种意义，狭义的刑即今之刑罚、刑杀，广义的刑的相当于今天的法字。综合起来看，作者还是首重政教的，政行教成，政治清明，就不会有犯罪，且百姓积极向上。洙泗派因重仁，重孝而在个人修养和德治思想方面有所建树，其思想也为孟子所继承和发挥。这就必须使民不是表面上害怕，还要从内心深处害怕。

认为高尚的道德品质是当政者必备的条件。对当政者提出了忠、信的道德要求。而《里仁》中君子怀刑的刑字则具有广义的法的意义[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第19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求己在儒简中被作为很重要的德行之一。

尽管如此，儒简在礼乐刑法并举中并不是没有侧重的，而是认为礼乐比刑法应优先强调，且把刑法的作用也归于教，即重视刑法的教化或者预防犯罪的作用，在总体上还是归属于儒家的——这是儒简的突出特点。教以乐，则民弗德争将……先之以德，则民进善焉。

作者同时肯定赏爵与征伐、刑杀，但强调必须由其道，不能轻率，不能乱来，否则会失得其反，达不到目的。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当社会出现了问题，先从自己反省，看自己有那些地方没有做好，不要一味地责怪臣下或百姓。

刑罚的施行，是人君德行失坠的结果，是不应该提倡的。如果真的没有，也完全可以理解：战国初、中期，是法家正在形成和在变法实践中逐步构建理论的时期，法家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实践中，一般不大注重学术体系建设，又没有多大兴趣在纯理论领域与其它学派进行争辩，即使有对儒家等别家的反对之辞，也是从实际应用出发，而没有进行学术理论层面的深入剖析、批判。这既可以从儒简的作者活动的时代看出，又可以由该墓下葬年代推测出来，一般把下葬年代下限定在公元前278年前，即白起拔郢之前。《成之闻之》说：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忠信积而民弗亲信者，未之有也。这反映了慎到由道入法家的特点。

《忠信之道》亦说：忠积则可亲也，信积则可信也。可见德是治身与治国的统一。

这说明，求己是反省自己，通过反省修正自己，以实现主观愿望与客观目的最终一致。劝赏与刑杀是法家强调的二柄，儒简竟以法家人士的口气讨论这个问题，实在令人惊奇。

又说：为古率民向方者，唯德可。道理朴素而深刻，发人深省。

而儒家在孔子那里就有德主刑辅、宽猛相济的思想，可以说，儒简中的赏刑并用是孔子后学站在儒家立场上受法家影响而提出的。类似的思想还见于《语丛一》：知礼然后知刑，其刑生德，德生礼，礼生乐。儒简把礼乐与刑法并举显然是对孔子这一思想进一步的发展，且受法家的影响，提得更明确。如果礼乐还不足以治理好国家，就得刑法配合，也还是可以保持社会稳定的，这是治国的中策。

进入战国以后，先秦学术思想进入第二次大分化(第一次是春秋后期，道、儒从西周礼乐文化或官学中分化，法从礼中分化等)阶段，至战国中期，这一分化达到高峰，便开始了百家争鸣的高潮。这是西周统治者处理礼刑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一阶段的学术思想分化排除其它因素，仅从学术流派演化轨迹而论，大约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产生于春秋晚期儒道或因内部矛、因观点歧异而分裂为新的学派(仍属于一大流派)，二是在外部新学派不断涌出时，对原先学派有倾向性的吸引，促使其分化，这就必然出现学派之间的影响。而深入民心的途径就是身先表率，不然，只有言教，命令再多，人民也不会服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七子部杂家类说：道德之为刑名，此(慎到)为其转关。这即是说，古来善于用民的人，以求己为恒常的德行。

(同上)求己是本，不求其本而逐其末，是治理不好国家的。这两种含义《论语》中均存在。黄老之学以老子之学为哲学依归，而借黄帝之名以张大旗鼓，并大量吸收法家、儒家思想以成一家之言，到战国中期以后，影响甚大。此句虽不完整，还是可以看出意思的。

例如道家在这一阶段先后分化为三派，先是杨朱，次为黄老，而由老至庄的正统道家一线不绝。不求诸其本而攻其末，弗得矣。

(2)楚墓中为何没有法家作品?这一点现在还不能肯定说绝对没有，因为上海博物馆还收藏有部分竹简尚末整理公布，还有不少遗失。儒简这一思想从儒法思想演变看是有渊源的。

如郭沫若在《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说：慎到、田骈一派是把道家的理论向法理一方面发展了。西河派因重礼，务外还与法家接近。